杨鸣东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在临近他的逝世一周年之际，令人倍加怀念。我们是五十年代就认识杨老的，那时每天清晨，不论是三九严寒的隆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暑，都能看到留着胡须的他手拿扫帚在图书馆门前打扫庭园，印像十分深刻。由于接触不多，因此并不很熟，只听说他是一个老革命，没有入党，没有成家，人际交往不多，有些“孤僻”。七十年代初农校停办，改为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有幸与他共事多年，才逐渐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杨鸣东同志与苏州农校同龄，平时大家尊称他“杨老”。他是一九四Ο年就正式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九五三年由省农林厅调到学校当图书馆主任，直到一九八二年底离职休养为止。他在主持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三十年中，以及离休以后较长的一段岁月里，始终以馆为家，惜书如命，勤恳踏实，不为名，不图利，把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倾注到图书馆的建设之中。他对工作极端热忱，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他总是最早一个上班，最晚一个下班，对每册图书，甚至一本连环画，一张挂图，一页教学大纲都认真按照分类要求编号、登账、入库上架，绝不遗漏或随便存放。报纸虽不编号登账，但也按月装订上架，装订时如果发现少了一张，务必千方百计补齐，所以，我校几份主要馆藏报纸，从解放初期至今齐全无缺。“文革”初期借出和私自拿走的书刊为数不少，复课后一直很少有人及时归还，他心急如焚，—一写信催还，信催不还就亲自走访那些人家里和单位催取，为学校追回了数量可观的书籍。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总感到，他时时刻刻在想方设法为师生教学提供方便。他除了要求我们按正常手续为师生服务以外，还要大家及时向师生介绍、推荐新书，甚至“送货上门”，广泛听取需求意见，及时采购，主动服务。并且言传身教。我深刻地记得，一次下班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初一学生匆匆赶到图书馆要求借书，那本“热门”书早已借完，杨老就从书架上捧下一大堆其它书籍让他挑选，暂时先看起来，还不时向他介绍内容梗概，这位学生挑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未选中，杨老就记下学生班级、姓名，为他预约登记，约他下星期的今天来取书，还反复问他“好不好”。当时我想：杨老大概忘记食堂快要关门了，这小男孩也真是，早不来，晚不来，到现在来。忽又一想：一个银须飘飘的老者为一个小毛孩如此热忱服务，不是教育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吗？我似乎豁然明白了许多，也觉得惭愧不已。“文革”后期，杨老的体质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次，他胃痛复发，脸色苍白，冷汗直冒，我赶紧扶他回宿舍休息，与他聊了很多，当我看着他那憔悴的身躯和近乎寒酸的衣着和陈设，不禁肃然起敬，最后劝他“看开些”，“人过七十古来稀”嘛，不必再苛求自己，应该量力工作，适可而止了。他望着帐顶回答道。“是的，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长了，所以想抓紧时间多做些”。我没有料到，他想的竟是这些！不由得再一次令我对他高尚品德而无比尊敬！后来，他侄儿接他到上海医院诊治。他人在病床，心在图书馆，二十天内连写了三封信给我，关照要做好图书馆工作，可我只回了一封信，至今犹感愧疚不安。病初愈，他就在上海穿街走巷，买了两大捆图书，返苏时，为了节约开支，不托运，随身带，到苏后，不叫车，自己用树棍挑回学校，累得满头大汗，衬衫湿得像在水里浸过的一般。一见面我就难过地责备他不应如此做，他却笑笑说了声“不要紧”。一九七九年暑假，市教育工会组织十多个特级教师、先进工作者到无锡太湖疗养院疗养。杨老是其中一个，体检已合格，但当他考虑到学校图书馆里还有许多书没来得及编号时，毅然放弃了这个疗养机会，利用假期留在图书馆里编目。他就是这样不计时间，不图待遇，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劳动了一辈子。
杨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戎马倥偬之间，他酷爱学习鲁迅的著作。他在文学、历史、哲学和书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从不满足。他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练毛笔字和学习外语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开始，他只懂英语，后来对俄、英、日语比较熟悉，借助字典还能看法语和拉丁语。农校恢复后，外语书刊更多，需要他分类编目，他就开始学习德语，直到谢世为止。在五、六十年代，学校图书馆是按照《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书目的，到七十年代，开始执行《中图法》，他一有空就学，遇到问题除同我们商讨外，常写信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去请教。分类时，对书中不熟悉的内容，就向有关学科老师请教。市图书馆举办业务进修学习。片里组织业务活动，他总是风雨无阻，从不缺席。他对毛泽东主席怀有无限深厚的感情，十分敬佩，《毛泽东选集》一到五卷的每篇文章都认真精读过。他对我讲；“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写得很好，每句话都很有道理，只可惜，后来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特别是‘文革’中，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文章去做”。他也读过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章。
杨老当过编辑、小学校长，接受管寒涛的邀请，正式参加革命后当过科长、秘书等职。但他身上却丝毫没有功臣或领导的傲气和架子。他待人诚挚坦率，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他谦虚谨慎，克己让人，尊重他人。在我们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总叫我们“某老师”，平时工作中总是用商量的口气与我讨论。记得当时我负责采购，他负责分类编目，但分工不分家，他好多次利用星期天上街为图书馆买来了紧俏书籍，每次都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看这本书我们图书馆要不要，如果需要的话就作为图书馆购买，如果不需要，我就自己买”。当然，有时在原则事情上，他是绝不松让的。“文革”中，他蒙受过委屈，被隔离审查，造成过心灵的创伤。但他没有责怪谁，没有记恨过任何人。即使在隔离期间，他也没有“骂娘”，却几次传言把我找去，当面交待图书馆里还有那些工作急待去做，并关照应该如何做好。他不善料理家务，但不肯麻烦他人。同事们有时实在看不过，给他一些帮助，他始终铭刻在心。他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大家常常请他写这写那，不管标语、横幅或校牌，不论领导、同事或学生，只要请到，无不欣然命笔。
杨老工作勤恳，学习刻苦，但生活却非常艰苦朴素。他很长时间住在学校教工集体宿舍里，终生吃在学校食堂里。他身穿棉料衣衫，脚登布质胶鞋，出门多数步行，很少乘车，多余的钱，除自己买书或接济亲朋以外全部存入银行。在他的宿舍里，除了大量的书籍以外，没有一件值钱的服饰和家俱。一只上海牌手表和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是为了学习外语于八十年代初期购买的最值钱的“奢侈”品了。
杨老匆匆地走了。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半个世纪如一日，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半个世纪如一日，他诚挚坦率地待人半个世纪如一日，他艰苦朴素地生活半个世纪如一日。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苏州农校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奋斗、默默无闻的一生，是只讲奉献，不谋私利的一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