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从我就读的这一届开始），苏农在全国率先招收园艺科（农艺科分为园艺、作物两科）的学生，当时即使全国各大学（除了东南大学）的农学院都还未设立园艺系。因此，苏农是国内近代最早培养园艺人才的摇篮。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内的中等园艺学校只有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等3所，另两所是上海强恕园艺学校与河南汝南园艺学校。
近年来，许多涉及近代农业史的著作都提到，1912年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首先设立园艺科，培养中级园艺人才。其来源是苏农校友胡昌炽在《农林新报》1937年第1期上的文章。该文说，“民国元年，江苏省立苏州农业学校首先设立了园艺科，开设了园艺泛论、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花卉园艺、造园园艺等专业课程”。
为了扭转清末实业学堂教学与生产实践严重相脱离的风气。王舜成（1912－1927年任校长、编者注）主张农业学科的教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原则，狠抓实践教学。
苏农的很多教师既讲课又带实习。1922年学成回国后到母校任教的章守玉，除讲课带实习外，还兼管农场。1927年9月至1928年7月在苏农任园艺系教员的王太一，还兼任农场主任。
在我就读时的1922年，全校只有8个班，196名学生，但学校就己拥有农作物耕地42亩，桑园89亩，园艺实习基地51亩。建有各类实验室9个，供学生实验用的仪器设备达到3－4人一组。
学校重视学生与年轻教师动手能力的培养，在1915年建造园艺栽培玻璃温室与促成栽培设施时，就大胆起用了即将毕业的学生王太一，让他主持设计工作。1924年我毕业时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留校担任实习指导老师，协助章守玉先生等指导学生实习，此外，我还管理农场、果园、花圃与养蜂场等。
王舜成校长主持引进结球甘蓝、番茄等蔬菜新品种，无核葡萄、苹果、桃、批把等果品新品种。培育良种桑苗及杂交蚕种。1922年引进美国玉皮小麦等。他的这些举措，开创了当时国内农业改良之先河。并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1924年，苏农在全国率先开设庭园学及观赏树木两门新课程，当时，即使在大学园艺系，开设庭园学课程的也不多见。上述说法的根据是，苏农（曾在校任教过的）校友陈植，于1935年的著作《造园学概论》的第9页中说，“民国十三年，前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今改称苏州农业学校）园艺系中，曾设庭园学及观赏树木两种课目。各大学之设置造园学课程者，则犹不多觏。”由此也可见，“1933年，苏农招生创办园艺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24年，王舜成参与我国农业职业学校课程标准的制订。这一年7月，他还与当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耕民、葛敬中与第二农业学校的同事胡昌炽等人主持《改良推广江苏省园艺计划》，当时在东南大学园艺场设立总场，在苏农设立分场。这个计划反映出当时园艺学界很注意近代科技与传统园艺生产相结合。计划实施后，共搜集果树、蔬菜各几百个品种，这对丰富江苏省和我国园艺品种资源起过重要的作用。
王舜成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效益。他通过建立农事推广部、在校外建立推广实习基地、培育优良品种的苗木及作物原种供应农民等方式来贯彻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王舜成校长在任职期间，聘请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在我就读与任教期间（1921－1928年），在校的教师除章守玉、胡昌炽、王太一等以外，还有顾复（作物学家）、费耕雨（昆虫学家，1924年春成立的浙江昆虫局首任局长）、廖家楠（1928－1933年任苏农校长）等。这是苏农园艺师资力量较强的一个原因。
牡丹情缘
苏农从建校开始，就十分注意校园的绿化与美化。建造辛亥校舍时，在原校园西首，移植了银杏树数株，现仅存两株，都是百龄老树了。
原产我国的观赏牡丹，花朵浓艳绮丽，受到国人的喜爱。王舜成校长家中就种有牡丹。本人于1920年进苏农学习。当时在学校附近只有阊门外的培德堂栽有牡丹数十株，花时游人如织，但品种不多。
在1922年，因为教学需要，章守玉先生从日本引进了嫁接牡丹38株（大部分为芍药砧木），植于大礼堂西侧西北角（是一个花圃）的露地。那里是一片瓦砾地，排水很好。牡丹盛开时，花朵艳丽多姿，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我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苏农花圃的嫁接牡丹，每年盛开，连续十五年，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爆发。
1929年1月起，本人在南京中山陵园从事园艺工作。当时章守玉技师分管中山陵园的花卉栽培及造园布景。陵园花圃建有温室两座，温室内外所培养的观赏花木品种甚多，仅牡丹就栽有700余株，其中少量是章守玉技师于1928年从日本进进的嫁接牡丹，有30余种100多株；其余是山东菏泽的分株牡丹，共560余株。不过日本的嫁接牡丹，每年盛开不绝，而大部分分株牡丹，生长不良。在苏州农校与中山陵园两次培育牡丹的经历，使我深知：在地下水位高的江南地区，以栽植芍药嫁接的牡丹为佳。这还促使我日后产生了研究牡丹栽培技术的浓厚兴趣。
抗日战争开始，我醉心从事的牡丹栽培活动被迫中断。不料，尽管自己对牡丹情有独钟，这一中断延续了几十年。
解放后，我目睹菏泽分株牡丹虽然不断南移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但栽种后成绩都不理想。这就再次激发起我对牡丹的研究兴趣。1962年退休后，我看到王世懋在《花圃杂疏·花疏》（1587年）中有关江阴以芍药根嫁接牡丹的记载：“牡丹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形容品种之多）”，从此开始了我对江南牡丹栽培的实地调查活动。同时我又多次跋涉大江南北各地，查阅古籍善本，从牡丹谱、地方志中发掘我国农业的珍贵遗产。江阴花泾口清朝栽培牡丹的盛况，鲜为人知，是本人首先在《园林》上披露的。
1979年6月，母校在苏州原址复校，章守玉先生（时年82岁）与我都参加了复校仪式。当时学校从杭州买来一批牡丹苗，可惜种后不开花。过了几年，我又一次回母校，见到蔡曾煜副校长，把一份有关江阴牡丹的资料交给了他，宣传栽植芍药嫁接牡丹的主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至今苏农的牡丹种植，尚未重现昔日的辉煌。
1985年，本人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撰写了《江南牡丹史》，目的是为了使江南牡丹栽培的历史成果不致被湮没，让芍药嫁接牡丹的传统技术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本人还多次向有关方面宣传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对重振江南牡丹栽培事业的雄风有所促进。在撰写过程中，当时年近90的章守王老师，不辞辛劳大力支持，不仅与我多次进行研讨，还特地帮我翻译日文资料。在病重时他还询问子女，关心《江南牡丹史》的出版。我同章守玉老师长达60多年师生情谊，令人终身难忘。
虽然我在苏农学习与工作仅仅8年多的时间，但母校及老师对我的教诲，及为我奠定的园艺理论与实践基础，对我毕生的工作生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母校及老师的培育之恩，我铭感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