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母校虽然快五十年了，但对于当时的母校生活，还能记得不少。现将其中几条叙述如下：

    一、博而不精的教学方式：我是农艺科毕业的，学的功课比园艺科、蚕桑科、糖果制造班的多得多，回忆起来，大约有三十多种。其中基础课约十种，专业课约二十多种。专业课中，除没有水产外，所有农、林、牧各项课程，几乎没有不学的。甚至象农业经济、农村合作、农场薄记、农田测量、农村卫生等也都是必修课。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农业学校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学校也没有教研组，教材多数是由老师自编讲义，有些以参考书代替教科书，讲授效果很不一样。学了这么多课程，到社会上来多数是用不上的，要用的又太不足，必须从头学起。这样搏而不精的学习方式，看起来好象是劳而无功的，但事实不然。首先，在旧社会就业是很难的，多学一门功课，就多一条就业门路。而且，最不济的学习，也能起到启蒙的作用。启蒙课对于一个人的未来，常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我在学校时，曾听过彭树滋老师在课余为我们授的日语课，虽然前后只学了十多个小时，但我就在此基础上经过自学，达到了会看日文书，进而到日本留学。

     二、技术推广工作：母校在技术推广方面是有成绩的，无论是作物良种、杂交一代蚕种，推广后增产效果都很显著，享有盛名。我在母校时，每年都要为家乡亲友代购蚕种。一次，我带了代购蚕种款上街，被扒手扒走了十几元。当时十几元钱足够我一家一个多月的开支，一个穷学生受此损失，刺激很大。又一次，学校选派十多个同学到苏州近郊推广水稻螟虫防治技术。事前由王历农老师给我们补课，我们都掌握了要领，然后一人一村，分散去讲。我分担的一个村，听的人不少，很热心，可惜由于我的说话口音有问题，群众听不懂，结果收效极微。我是浙江湖州人，青少年时很少出门，乡土音极重，湖州离苏州并不远，但乡土音相差很大，致使苏州老乡听不懂我们话，非常遗憾。我离家到北方已四十好多年，到现在说话还是南腔北凋，对工作影响很大。为此希望在校同学趁年轻时努力学好普通话，对社会、对自己都有好处。

    三、生产高级消费品：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国难当头，生产不景气，工商业萧条不堪；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苏州由于地理关系，成为富商达官聚居之地，高级消费品仍能畅销不衰。为了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母校也经常生产一些高级消费品。当时母校有一座不大的生产温室，冬季生产麝香石竹和香豌豆，供应结婚用鲜花。一支麝香石竹（实即一朵花）可卖一角钱。一角钱在当时可到饭店吃一顿饭，因此收入是可观的。母校与上海冠生园合办了一期糖果制造班，这个班除了生产一般糖果、糕点外，还生产高档糖果、糕点，如铁筒“苏农”饼干、油浸蘑菇罐头、特大形月饼、松子软糖等。松子在“九·一八”以前都来自东北的落叶松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松子断了档，改用西北的华山松子，华山松子产量少，价格贵，成本很高，生产的半块绿豆糕大一块用糯米纸和玻璃纸双重包装的松子软糖，零售每块一角钱，在苏州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

    四、学生自治会自办伙食：1936年，同学们对学校办的伙房有意见，学生自治会与学校交涉，伙房由自治会接办。自治会组成了伙食委员会，其中有两人分工管财务工作。当时学校有农场薄记一门功课，学的是复式薄记，多数同学对“借方”、“贷方”弄不清楚，学习成绩不够好，而我对此比较能掌握，期中考试得了满分，同学们就选我和另一位同学任会计。我们的帐很简单，粮食一次购入约可吃一个月的量，每天按就餐人数发给定量；菜金及佐料用钱每天多少钱也是固定的，采购员每天化光。这些都是“死数”，记帐很方便。但是老师、同学吃饭连续停伙两天的要退钱；农场工人饭费有优待（当时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只有十一、二元，伙房饭费每月约五元多，负担不了，省教育厅就规定工人伙食费只能收四元多（具体数字已忘），但标准和同学的一样，不足数由入伙老师和同学负担。因此每人每学期的饭费都不是一样的，学期终了要分别核算并退款（预收每人每月六元，用不了）。平时记帐每天有十多分钟就完了，很轻松，但到学期终了，就得化几十个小时才能结清。那时候正是期终考试，我们两人只好牺牲复习时间，白天参加考试，晚上进行结帐。幸亏我们还未发生由此引起的考试不及格问题，否则才怨哩！当时伙房工会全是临时工，由工头承包。这些人很不可靠，伙食委员会每天要派两个同学担任监督，仍然免不了发生盗窃事情。如工人在淘米时，水缺中存留不少米粒，待监督同学不备时取出偷走；或从伙房旁矮墙上向外偷运米饭等，因此一学期要更换包工工头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