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蒋民之系我校二十年代校友。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曾在苏州农校学习，后考入上海私立艺术大学音乐系，上海国立音乐院、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在大学任教。解放后历任河北师范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副院长等职。现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理事，是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

    《苏州报》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第四版“我和苏州”刊载了蒋老的回忆文章，兹全文转载如下，题目是编者所拟。

 

    我离开江苏已有五十多年了，可是满口的家乡腔调却总是改不掉，在北京上学、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对家乡的感情有增无减，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青少年时代。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却更经常地回忆那些青少年时期的种种趣事，细节，每逢这时，自己便也好象年轻了许多。在回忆的长河中，当年在苏州农校的一段生活自然地又浮现到眼前。

     我是江苏宜兴县后留壁村人，家中有父、母、五个姐姐及我共八口人，由于劳动力缺少，家境十分贫寒。可是家中却千方百计地供养我上学读书，大概因为我是独子的缘故吧。在我十六岁那一年（1924年），一位叫蒋化实的堂兄从日本留学回国并在苏州农校任教。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便随他到农校去上学。记得我和堂兄乘坐小船从后留壁村到了宜兴县城，从县城或搭便车或步行来到苏州。

    当时正值初春，苏州一派生机，十分迷人。本来就没有枯黄的草，更加鲜绿了，粉红色的桃花挂满了枝头，人们来往于石子铺就的路上，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身处春天的气息之中，耳边倾听着吴侬软语，我迷惑了，陶醉了。

    农校门前有一条运河，河面清澈、平静，许多船只来来往往。天黑后，停泊在运河中的船只先后点起了灯，与星空相映照，美不胜收。校园西边种有两棵银杏树，枝芽茂密，生机勃勃，我十分喜爱。

    在农校的生活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这样两事：一个是我参加篮球队与中山体育学校篮球队比赛；再一个便是“同乐会”的活动。

    我个子虽然长得瘦小，但对各项体育运动都十分感兴趣，到农校后，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篮球队。一天，体育教师朱老师宣布说，我们篮球队将要与中山体校的篮球队比赛，大家高兴得心里直发痒。我们训练的时间比平时延长了，训练的时候也更加认真了。学校为了鼓励大家，特地买了运动鞋送给我们。我们穿上这双鞋，愈觉信心百倍，精神十足了。

    可是，就在比赛的前几天，我却染上了疟疾，一阵发冷，一阵发热，很不是滋味。而面临的与专业篮球队的比赛使我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着急。当时有些同学劝我不要上场，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但我好胜心强，怎么能同意？我坚决要求参加比赛。比赛的那一天。我咬着牙来到球队，与同学们一起去运河对岸的中山体育学校参加比赛。上场后，同学们用担心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却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这场比赛之中，病魔也不得不让步了。我为能参加这次比赛而久久激动不已。

    农校的学生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苏州，但多为江苏人。当时江苏南部丝竹非常流行，很多人都会吹吹拉拉。我和十几位爱好音乐的同学自发组织了“同乐会”，大家约定每周六或周日集中在一起合奏江南丝竹和地方小曲。

    我小时候在宜兴曾向一位名叫王老四的艺人学过二胡，我十分喜爱这件简单的，但却能够细腻而委婉地表达感情的乐器，平时只要有闲，便爱不释手地拉奏着，住在同室的同学们也都很喜欢听。

    在“同乐会”里，十几位同学心跳在一块儿，气出在一处，忘我地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各人发挥自己的特长，用乐器抒发内心的感受，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优美的琴声回荡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它静化了我们的心灵，培育了我们的情操。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同乐会”的演奏给我们带来了身心的愉快与合谐。那个情景，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在“同乐会”的活动中，我学会了不少民间曲调和地方戏曲牌，它对我后来从事民族音乐事业起着不小的作用。

    第二年秋夭，农校因故停办，我告别苏州回到宜兴。1927年前往上海考入由田汉任校长的“上海艺术大学”。
算来，我在苏州只度过了极短暂的一刻，但农校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苏州让我始终留恋。

    去年6月，在离别宜兴老家五十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回去省亲，从宜兴我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苏州，来到了农校。农校发展很快，变化太大了，旧址所留无几，但是那两棵百龄银杏树却依然存在，它的枝叶更加挺拔、坚韧。我见到它，两行老泪顺颊而下。这天下着小雨，雨水轻轻落在它的叶子上，叶子微微晃动着，我感到老银杏树在对我说话，就象欢迎久别重逢的密友一样。

    离开苏州的时候，我心中一直默默地说着：“再见了，美丽优雅的城市，我还要再来看你！”